元嘉文学放弃了东晋主流的玄言哲理，代之以情思。玄学思想已不在思想领域占主要地位，儒学、佛学、玄学并存，而且士人从*多持儒家思想。同时江南明秀的山水充斥了士人的生活，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情趣，山水之美出现在诗中、散文中、画中。山水成了士人的一部分，他们以情之所需，情之所好，来体貌山川。至此文风大变，山水题材进入诗文，文学创作主流重回重抒情的倾向。
这个时段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仍然是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重视对文学形式的探索，追求辞采与声律清新和谐的美。同时文学也朝着装饰与消闲的方向发展，出现了重娱乐的倾向，走向“宫体诗”的绮靡华艳。
文学观念的转变，文学体式的变革，创作理论的解答及总结，都促使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评论书籍。这些评论著作对潘岳的才能、行文风格做了详细的解读。各个时期的主要人物，组成了潘岳接受的主力*，促进潘岳接受高潮的到来。
一、南朝士人对潘岳才能的全面认可
较之两晋士人仅有数位认可潘岳的才能的情况，南朝更进一步。不仅众多作家、评论家全面肯定了潘岳的才华高纵，直言其应为效仿的对象，而且首度从文学流变的角度赞扬潘岳的重要作用。
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沈约，撰写《宋书·颜延之传》时，以潘岳作为标杆点评颜延之“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采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颜谢二人以辞采华丽闻名江左，犹如当年潘岳、陆机凭诗文屹立西晋文坛一样，潘陆两人成了评判后人才能的参照物。
另潘岳的作品也成为后世攀比的对象，“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颜延《杨瓒》，自比《马督》。”竟陵王萧子良认为谢庄作为后起之秀，其诔文的造诣可以追得上潘岳；颜延之写《杨瓒》，自认为能够比得上潘岳的《马汧督诔》。可见萧子良、颜延之对潘岳善作诔文才能的肯定。
齐梁皇室作为当时文学的倡导者，对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从他们对潘岳的评价中，似可略窥一斑。齐太祖高帝萧道成教育孩子，学文首先应以潘岳、陆机为典范，其次才是颜延之。“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梁元帝萧绎文笔之辨，从情感上辨别。文是带情感的，而笔是不带情感的，潘岳为文清绮情切，正是文中翘楚。
南朝士人更是首度从文学发展的全局着眼，阐述以潘、陆为首的西晋文学在文学长河中的作用，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潘岳的才能。檀道鸾从整体着眼，论述了自西汉至东晋诗赋的发展历程，肯定了潘岳在沿袭、继承诗赋传统手法（抒情言志）的重要作用。
沈约注意到了西晋文学与汉魏文学的不同，晋人更追求华丽的辞藻。这种美与汉魏古风、建安文情相融之美不同，它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追求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沈约对这种新的变化是赞同的，并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肯定潘岳在文风变化中的领导作用。钟嵘在《诗品序》中亦肯定了潘、陆等人在复兴建安诗章兴盛局面、中兴诗文中的重要作用。“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上述评论家对潘岳在文学流变中作用的肯定的前提是他们认可文学的新变，认可重文学特质发展这条道路。但也有与之相对的作家，如裴子野。他反对华丽的辞藻以及排偶等，要求文学回到教化的功能之路上，主张质朴、功利的文学思想。然其仍对潘岳的五言诗赞叹有嘉：“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
裴子野言简意赅地陈述五言诗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李陵、苏武二人的十多首五言赠答诗，始创五言诗的先河。曹植、刘桢二人善用比兴、巧用对偶，讲骨气，大力发展了五言诗的风气。潘陆二人注重对艺术形式的追求，注重辞藻与情感的表达，丰富了五言诗的表达方式。裴子野对潘岳在五言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予以了肯定。
二、文学论著对潘岳文学创作的详细评价
南朝是一个文学理论和批评十分繁荣的时期，文学理论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更是出现了两部划时代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和《诗品》。刘勰和钟嵘以丰富的理论和创作经验，对潘岳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1.刘勰《文心雕龙》对潘岳的接受
齐末梁初，出现了一部文学批评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刘勰以其深刻丰富的文学见地和高度成熟的骈文技巧，建构了系统又严密的理论体系。该书总结了先秦至萧齐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经验教训，见解深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据突出地位。
《文心雕龙》体系庞大而严谨，远超前人，即使是后来的文论著作，也很少能与之相比。刘勰在书中的若干章节对潘岳的创作（诗赋文）详加阐释，称赞褒扬，也指出潘岳为文中的一些弊端。
刘勰认为晋代的作家，创作流于轻浮绮丽，中肯地评价了西晋诗坛追求纤美柔弱的风尚，也肯定了潘岳作为晋朝诗坛代表文人之一的地位（明诗篇）。同时对潘岳的赋作予以赞扬，赞其纪行大赋（如《西征赋》）在宏大规模上建立功绩，认为他是魏晋时期的一流辞赋家（诠赋篇）。
纪行大赋是汉魏六朝辞赋的一个重要类别，《文选》赋大类特设纪行小类，仅收录三篇：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潘岳继承发扬了前代赋作“因地怀古”的写作程序，用五千余言的篇幅，将行经地域丰富的历史典故与厚重的文化积淀摄入笔端，体制宏大，内容丰富，在纪行赋史中举足轻重。
较之对诗赋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论潘岳散文的篇幅更多。刘勰更是以深彻的文学体悟发现潘岳“善为哀诔”的特点：“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潘岳之祭庾妇，祭奠之恭哀也”。刘勰认为祭祀文章的模范应该恭敬而且悲哀，即“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潘岳所作的《为诸妇祭庾新妇文》，正是恭敬哀切的祭文，可以作为学习借鉴的对象。祭文之后，刘勰对潘岳的诔文、哀文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溢美之词不言自喻。
《诔碑篇》中，刘勰选取了自西汉至晋的诔文的代表作品来论述诔文文体的写作方法，西汉选扬雄《元后诔》、东汉选杜笃、傅毅、苏顺、崔瑗、崔骃、刘陶五人的诔文，魏晋仅取潘岳一人，赞扬其构思上师法前人，巧于叙悲，新颖贴切，获得了很好的名声。诔文是累计死者的德行的，而哀文则是悼念夭折的幼辈，所以“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哀吊篇）。
刘勰极为推崇潘岳的两篇哀文——《金鹿哀辞》和《泽兰哀辞》。“及潘岳继作，实锺其美。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他认为潘岳的创作，聚集了西汉以来哀文的优点。辞采富于变化，感情悲苦，音节急促，文辞婉转，且能够推陈出新。
在他看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谓推崇至极。赞赏之余，刘勰亦能中肯地指出潘岳为文的缺点：一些词语违反词语的特定用法和感情色彩，如“感口泽、心如疑”只适用在长辈身上，潘岳将之用到同辈或小辈身上，便不够恰当。
刘勰在《体性篇》探讨了文章体貌和性情的关系，肯定了潘岳的个人情性与其文学风格间的关系。《才略篇》亦有较为相似的论说：“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锺美于《西征》，贾馀于哀诔，非自外也。”他认为潘岳轻浮而敏慧，所以锋芒毕露而情韵流动，行文顺畅通达，在大赋中彰显美才，在哀诔中表达才情。接下来从声律和修辞两方面论述潘岳的作品。“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
曹植、潘岳所处的魏晋时代声律学尚未发展起来，诗歌的音律协调问题被认为是自然的合韵，文人意识的自觉体现。所以，刘勰肯定曹植、潘岳的诗歌协和音律。降至齐梁时期，随着传统音韵学的发展，文人在辞赋创作中声律运用的娴熟，再加上翻译佛经的需要，“四声”声律论应运而生，文人们总结并规定了五言诗歌写作的声律格调，提出“四声八病”的说法。
当梁陈的文人们掌握了声律格调并创作出较为成熟的五言作品时，他们自然看不上前代的作品，认为其不合音律。《宋书·谢灵运》云：“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沈约表达了对潘岳等人诗歌不协音律的不满。
篇章的最后，刘勰讨论了作家的品德才干问题，指出了潘岳的品德缺陷。潘岳阴谋暗害愍怀太子，而且趋附于权贵，谗事贾谧，是其人生的瑕疵。需要注意的是，刘勰指出潘岳的品德问题，是南朝以来的首次。纵是首次，刘勰亦有所妥协，其认为潘岳官位低贱，实乃迫不得已，批判力度大大降低，这或许与当时的“重才轻德”的风尚有关。
齐梁时期有一种将文学的标准与社会的伦理标准分离，单纯从艺术的角度看待文学的倾向。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说：“立身之道，与文章无异：立身先需谨慎，文章且须放荡。”在他们看来，文学纯属审美的范畴，所以要摆脱束缚，不应与道德品质相联系。这或许可以解释六朝文人对潘岳的品德问题论述过少的现象。
2.钟嵘《诗品》对潘岳的接受
《文心雕龙》之后，又出现了一部极具规模的诗论著作《诗品》。较之《文心雕龙》推求各类文体的来源和流变，《诗品》更侧重于对诗歌，尤其是对五言诗歌的溯源索流。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钟嵘在《诗品序》和《诗品·上品》中对潘岳诗歌的渊源、特点、艺术风格以及在文坛的地位做了言简意赅的品评，深刻的影响了后世的接受者。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肯定潘岳为西晋诗坛代表人物之一。钟嵘则更进一步，把潘岳置身于五言诗史一流诗人的地位，认为其是五言诗的代表人物之一。紧接着，列举了自曹魏至刘宋的二十余位优秀作家，他们都拥有精警的五言诗，这些诗歌文采华美，感情丰沛，犹如“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潘岳的咏“倦暑”的诗，即在此列。
钟嵘把汉魏以至萧齐的五言诗人划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详加品评，叙源流，显优劣，指出各家利病。在品评过程中，又有所区别。重要的作家，一人一评，囊括上品十二位诗人及中下品地位较为重要的，如曹丕、嵇康、张华、陶潜、郭璞、谢庄等。
次要的作家，多采取两人或多人合叙的方式。品评人物诗歌，有详有略。上品为五言诗的领*人物，仅列十二人，潘岳即是其一。钟嵘认为陆机是西晋太康文学的英俊，潘岳、张华作为辅佐，共同继承了汉魏以来的五言诗歌正统。
钟嵘在《魏陈思王植》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根据自己“尚抒情，重自然”的审美标准和文学史眼光，把潘岳置于五言诗的发展历程中，确立了潘岳在五言诗史上的重要地位。《晋记室左思》篇，钟嵘引用谢灵运的话语“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更能见出南朝文人对潘岳诗歌的肯定。
总结
钟嵘五言诗歌“渊源说”的关键在于上溯源流，探讨不同时代、不同诗人与作品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对于诗歌，作者主要重视感情的充沛、辞藻的华茂、风格的典雅明朗，反对声律与用典。论述诗歌的源流，虽诗人众多体类繁琐，但大体在于《国风》、《小雅》、《楚辞》三种，钟嵘把百余人分为若干流派，梳理清楚。
《诗品》所录百余位诗人中，指出具体源流的士人，计三十五人，其中上品十二人，中品十六人，下品七人。潘岳居于上品，自然是钟嵘评诗的重点。不仅如此，钟嵘还将同时期的诗人与潘岳比较，见诸优劣。钟嵘认为潘岳源于王粲，同时指出源于王粲的还有张协和张华，而王粲又源于李陵，李陵源于《楚辞》，这就找到了最初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