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工业化时期荷兰乡村工业以市场为目的，在乡村的广大土地上广泛发展，在规模和技术上有了大幅度提升。
同时也可以看出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并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不但从全局来看是各社会经济要素发展的共同指向，而且也是此前数世纪工业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就是说，工业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工业革命之前需要有广泛的工业基础，乡村工业在工业基础中占有很大比例，乡村工业化发展就是为工业革命这一质变做生产技术累积的量变。
荷兰乡村工业与商品化农业两种生产活动相互支持、互为补充，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状态，这是多方面原因下的必然结果。
首先，前工业化时期荷兰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乡村工业提供了物质基础，构成了乡村工业区的特征之一，也是乡村工业区相对于城镇工业的优势。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剩余物的增加是中世纪晚期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16到17世纪的荷兰乡村农业发达，农业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量，不仅为乡村工业的生产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还提供了亚麻、羊毛和木材等原材料和燃料。
这两种供给在荷兰乡村发展进程中并不总是兼容的，特别是在16到17世纪经济的持续增长阶段，它们往往会发生冲突，因为人口增长意味着谷类作物的种植面积必须扩大，从而不得不牺牲牧场以及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面积。
随着有效密集的种植体系和从海外进口原材料，这一冲突得到了缓解。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为乡村工业产品稳步增长的国内市场提供了保障，而且有助于该市场的稳定。
农业生产过程的集约化，即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改善了土壤的自然质量，而且也减少了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
这样在荷兰乡村的一些地区着重于种植谷物和原料，另一些地区则着重生产各种手工业产品，在城乡分工的基础上，各地的乡村也形成了分工，走向了专业化生产。
这些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地区是相互依赖的，技术先进的农业种植区向相对贫瘠的地区出售剩余的谷物和肉类，后者则向前者出售手工业产品。
其次，在前工业化时期的荷兰，乡村社会分化、国外移民以及城市手工业者转向乡村为乡村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从事乡村工业生产的劳动者身份比较复杂，有因为战乱逃入荷兰的外国移民，也有受到城市行会压迫而转入乡村的手工业生产者，他们大多是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民，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在农业劳作的同时兼职家庭手工业，又称为茅舍工业劳动的生产者。
由于农业对自然的依赖，农业生产受制于季节波动，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季节性波动的，在收获季节达到高峰。所以农业部门存在一种“季节性失业”。
在没有雇佣劳动力的家庭经济条件下，季节性失业是隐性的，但在依赖雇佣劳动力的商品化农业系统中，季节性失业在工作密集程度较低的季节表现明显。
季节性失业是乡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重要因素。
在土壤产量低的地区，农民家庭不得不尝试通过手工业收入这种非农业劳动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
手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取决于土壤质量、土地面积和耕作强度，还取决于非农业的工作可能性。
人口增长刺激了农业的集约化，在农业生产旺季，小农和农村无产者可以在庄园和大农场找到工作，但这并没有解决季节性失业问题。
乡村工业为这些隐性失业的劳动力提供了解决方法，于是一些持有土地规模较小的家庭，在农业生产的同时逐渐转向工业商品生产。
农业的商品化发展和货币地租的流行，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分化，加速了土地的流动性。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土地分割进一步的加剧，乡村产生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再加上这一时期荷兰对移民的迁入不加限制，最终促使一部分缺少足够土地来维持生计的农民成为了工资劳动者，即雇工。
另一方面，商人之所以到市镇附近的农村寻找劳动力，也是因为在城市不存在低廉的劳动力。
此时的行会虽然处于解体的过程中，但对城市的手工业生产者仍然掌握着有效的控制力。
城市手工业者为了防止外人侵入他们控制的行业，也常常利用残存的行会法规来维持较高的工资水平。
农村优于城市之处在于税收低，不必受到严格的行会规定的限制，而最大的优点则是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
商人雇佣农民来生产可以大幅度减少工资的支出。
例如荷兰蒂尔堡附近的农民织工得到的工资比莱顿城里的织工少45%，②工资在当时的经营资本中所占很大比例，所以雇佣廉价劳动力对减低生产成本意义重大。
再次，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长是荷兰乡村工业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动力。
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与15世纪至16世纪世界经济体系的逐渐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带来的市场状况的变化，构成了欧洲与其他大陆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为欧洲广大地区原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
新大陆的发现不仅引起了欧洲的价格革命，更重要的是大西洋贸易圈的兴起取代了地中海贸易圈的重要地位，近代欧洲贸易中心之一——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市场的形成为荷兰手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的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欧洲经济格局的变化为荷兰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环境。
影响世界的大西洋贸易兴起，使大西洋沿岸城市的地位日渐重要，早期繁荣的是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城市，如里斯本、塞维利亚等。
不久，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北海沿岸城市迅速崛起，逐渐成为欧洲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
16世纪中叶，安特卫普成为全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其贸易额已占全尼德兰对外贸易额的70%~80%。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阿姆斯特丹由于其出色的海上贸易优势，地位逐渐超过安特卫普成为西欧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和整个欧洲最大的谷物市场。
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开拓了亚洲市场，特别是印度，且从印度进口了大批东方棉布和亚麻布，这些产品经过加工之后，再从阿姆斯特丹出口到欧洲各地。
除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变化，荷兰国内市场需求增长也促进着乡村工业的发展。
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造成了人均实际收入有长期增长的趋势，并反映在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上。
奢侈品（如咖啡、茶叶、烟草和酒类）的消费数量迅速的增加，反映了家庭购买力的提高。
农业的进步和原工业生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也引发了对简单消费品需求的增长。
最后，从15世纪初到16世纪中叶，尼德兰进入了一个比较统一的阶段，在此期间，勃艮第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促进了政治上的平稳统一，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这些一定程度上为后来荷兰乡村手工业发展做了“嫁衣裳”。
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勃艮第家族利用联姻和战争等手段逐渐将尼德兰各省收于勃艮第王朝的统治下。
年，尼德兰南北分离的局面随着最后一个荷兰伯爵的去世而结束，勃艮第公爵菲利普统一了佛兰德斯、阿图瓦、埃诺、荷兰、泽兰、那慕尔、布拉班特、林堡。
在15世纪30年代，菲利普公爵开始了一项行政重组和国家建设的计划，旨在将勃艮第统治下的荷兰变成一个更加协调一致的实体，年，菲利普第一次在尼德兰召开了三级会议。
继任者查尔斯扩大军队，征服了更多领土，推进尼德兰行政中央集权。
在这一时期，荷兰城市取得了波罗的海战略位置最为重要的松德海峡的自由航行权，撼动了波罗的海贸易中汉萨同盟的地位，此后荷兰在波罗的海贸易中逐步积蓄力量。
工业落后但农产品丰富的波罗的海地区不仅成为荷兰的新型廉价纺织品的销售市场，也成为了荷兰的工业原料和食品的进口市场。
15世纪90年代初的松德海峡收费登记册显示经过松德海峡的大多数商船都是荷兰商船。
但勃艮第家族的统治只延续到15世纪末，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尼德兰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
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购买了弗里斯兰的宗主权，将尼德兰划分为17个区并且统一了尼德兰的政治制度。
尼德兰在半个多世纪中处在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中，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
年尼德兰爆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后，尼德兰北部和南部形成了两个政治区域，北部是荷兰共和国，南部仍被西班牙统治。
此后不断有南部逃往北部的难民及手工业者，在16世纪80年代，从尼德兰南部逃到北部的难民和工商业者不断增加，在—年达到顶峰。
在整个80年代约有10—15万人逃到尼德兰北部，为北部的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技术支持。
综上所述，农耕的支持、充足劳动力、海内外市场的需求以及尼德兰独立战争之前低地地区南部手工业发展红利的北移为16世纪下半叶至工业革命前荷兰乡村手工业大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长时段历史中审视之，乡村工商业的发展是乡村经济近代化进程的重要表现之一。
荷兰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生产加速了农本社会旧有经济结构的瓦解，为乡村工业兴起这一近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前工业革命时期，借助于国内商业资本和优越的贸易转运职能，荷兰乡村经济性质已然拉开嬗变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