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了元嘉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元嘉三大家的生平之后，我们就要正式盘点元嘉体诗歌了。“元嘉体”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元嘉体”下注“宋年号,颜、鲍、谢诸公之诗”，同我们以前说的一样，“元嘉体”诗歌主要就是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三人的诗歌作品，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评述中，仍然从他们三人的角度进行切入。
如果想要概括地了解“元嘉体”诗歌的特点，我们可以参考《南齐书》中的一段话：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迁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育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构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球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捉,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我们可以把这三种特点分别归于元嘉三大家，总的来说，他们诗歌的特点有二：重视字句雕琢和用典多。除此以外，元嘉时代的诗歌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从《诗经》、《楚辞》确立的抒情传统，也算是其一大特点，接下来让我们看详细评述。
雕琢
一、巧构形似
《诗品·上》中说“宋临川太守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诗品·中》说“宋光禄大夫颜延之”：“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又说“宋参军鲍照”：“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这三段论述中都提到了“尚巧似”，可见这是三大家诗歌的一个共同特点。不仅《诗品》中这样说，《文心雕龙》也有这样的论述：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
既然都说元嘉体诗歌“尚巧似”，那到底什么是“巧似”呢？巧似也就是巧构形似,就是通过各种描写手法,来对具体物象进行细致逼真的刻画，说白了，就是雕琢字句，追求极致的表达效果。这一点与山水题材诗歌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谢灵运是山水诗的鼻祖，所以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尤为突出。
谢灵运善于用十分精美的语言去捕捉景物的细微处的美丽,从而达到巧夺天工的艺术效果。我们可以看《登江中孤屿》中的两句诗：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尤其是后两句，写出了当时天光云影,交相辉映的画面，仰视可观天光明净，俯视则有澄水如练，就如同一幅细致入微的工笔画，可谓“形似”之极。此外另如《游南亭》中的“密林含余清,远峰阴半规”、“泽兰渐被茎,芙蓉始发池。”《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中的“林壑敛螟色,云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酬从弟惠连》中的“山桃发红警,野蔽渐紫苞”等等，无不表现出逼真的画面感。
除此以外，他还善于从声色的角度进行修饰，勾勒出景物的色调和层次。如《石室山》中的“毒墓兰诸急,藐藐苔岭高。石室冠林随,飞泉发山椒。”既有动又有静，既有声音的描写又有颜色的描写，得到了一种层次分明，色调柔和，赏心悦目的效果。此类诗歌还有很多，就不再赘述。
颜延之多写应制之作，即侍从皇帝所作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他往往对描写的物象进行繁琐地修饰。如《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中：
神御出瑶转,天仪降藻舟。万轴撤行卫,千翼泛飞浮。雕云丽漩盖,祥鹰被彩旅。江南进荆艳,河激献赵讴。金练照海浦,茄鼓震溟洲。藐盼靓青崖,衍漾观绿畴。
用“瑶轮”和“万轴”写车，用“藻舟”和“千翼”写船，也是极尽修饰，有极强的艺术效果。鲍照就曾经评价颜延之“铺锦列绣”、“雕绩满眼”，可谓是十分得恰当。
鲍照之诗，同样语言富丽精巧，如《登庐山望石门》中的“瑶波逐穴开,霞石触峰起”二句,描绘的是清澈的山溪从洞穴中流出,彩色的石头傍着山峰耸立的画面,其中的“逐”字和“触”字,极有动感,遒劲有力。再如“崩波不可留”《上得阳还道中作诗》一句写江流迅急,用“崩”字形容江波狂泻,形象贴切，几近炼字之效。
这样的例子在三大家的诗歌中数不胜数，俯拾即是，可见雕琢字句，巧构形似已经成为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社会背景的时候曾经提到了这一时期文学审美属性的突出，这种求精求美的诗风应当与此有密切的联系。
二、用典
用典作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法，对诗歌的表现力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历代诗人都有用典的习惯，但像元嘉诗人如此程度地热爱用典实属罕见。粗略统计一下《文选》中所收录的元嘉时期诗人的诗歌可以发现，颜延之诗歌用典句数与总句数的比例高达61.5%，鲍照为60%，谢灵运为49.6%。三大家以外的诗人用典同样极多：谢瞻达63.5%,刘砾56.7%,江淹为55.9%，最少的谢惠连也达到了26.9%，平均用典比例高达55%。由此观之，用典可以算是元嘉时期诗歌最突出的特点了，没有之一。
说到用典，首推颜延之，在现存的颜延之诗歌特别是占其作品主导地位的应制和赠答诗中,不仅几乎每首都能见到典故,有些甚至达到了句句用典的地步，并且有时候用的典故还十分地晦涩难懂。最夸张的是《应诏宴曲水作诗》第一节
“道隐未形,治彰既乱。帝迹悬衡,皇流共贯。惟王创物,永锡洪算。仁固开周,义高登汉。”
这八句诗中居然用到了《老子》、《太玄经》、《春秋》、《申子》、《长杨赋》、《尚书传》、《周礼》、《毛诗》、《汉书》中的九处典故，这种诗歌，没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还真的是完全读不懂。
此外，还有《宋郊祀歌》其二，一共有二十句话，居然有十八句都是典故，同样来源于《礼记》、《汉书》、《左传》等诸多典籍。通过用典虽然能够获得独特的表达效果，但是用典故过多也容易出现诸多问题。首先就是晦涩难懂，毕竟通四书五经的国学大师只是少数，普通人是根本无法理解诗中典故的含义的。其次就是，用典讲究与诗歌融为一体，不可太过生硬，不可为用典而用典。
用典太多且不得法反而让人觉得繁琐和抵触，对于颜延之即使如此，他的诗歌理解难度大，但是由于用典比较得法，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负面效果。
我们上面说过，谢灵运诗歌中用典频率也很高，并且大多都在对偶句当中。用典频率最高的诗歌是《郡东山望溟海》：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策马步兰皋,继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寨若履长洲。白花皓阳林,紫粤哗春流。非徒不饵忘,览物情弥遒。首苏始无慰,寂寞终可求。
全诗除了“紫粤哗春流”一句外，其余都用了《诗经》和《楚辞》中的典故。众所周知，谢灵运的很多诗歌会有一个玄言尾巴，他常常常在这个部分用典。如《登永嘉绿嶂山》中“蛊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二句里的“蛊上”、“履二”就是对《周易。蛊》“上九”,《周易·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的基本直录。
鲍照用典不同于颜谢，他在使用典故的时候往往推陈出新，避免陈腐，并且他能较好地将典故与诗歌合二为一，弥合无间，更加自然，少矫揉造作之感。如“不见柏梁、铜雀上”和“拔剑击柱长叹息”两句,前者用汉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和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冬作铜雀台的史实,寄托光阴不再,物逝人非的慨叹。后者借用《汉书》所记“高祖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典故,喷发内心的愤激不平。皆能够与自己想要表达的感情相融合，可谓是三大家用典质量最高的一位。
抒情
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即《诗经》、《楚辞》中的作品都充满着抒情性，或抒发对爱情的向往，或是对现实的不满，或是对祖先的赞美。但是东晋以来，玄言诗盛行，由于玄言诗只谈玄理，完全不掺杂个人感情，几乎割断了抒情的传统，而是将文学引上了哲理化的道路。直到元嘉三大家的出现，才逐渐把诗歌拉回到抒情的本位上。
在抒情方面，首推谢灵运，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在山水诗中加入了诸多自己的感情从而引领了抒情的潮流。他有一句千古名句，即《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看似写景物，实则是抒发时光流逝，一事无成的感慨之情，此句触景生情，由情生景，有“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的美誉。
谢灵运外，鲍照诗歌同样是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如果说,谢诗还拖着“玄言的尾巴”,而鲍诗则己完全是人生的慨叹,并最终完成了诗歌由玄理到抒情的发展。这一点在他的《拟行路难》中可以看得出来：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这样的情感表达已经可以媲美盛唐之诗和宋代的词了。在这一点上，三大家可谓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为以后诗歌情感表达的丰富性奠定了基础。
以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元嘉体诗歌的特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大家积极讨论补充。大家对元嘉体诗歌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哦。